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

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

翻开儿时课本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首咏物诗，构思精巧，朗朗上口。

常人看柳树，是先注意到柳丝婀娜的形象美感，故而诗文中也常用“拂柳”形容貌美女子，这首诗中，一提笔就将柳树看作碧玉女子，而后以“丝绦裙带”，“春风裁剪”行文，顿时浑然天成。“咏柳”这一屡见不鲜的主题，诗人用妙趣横生的笔调写出，宛若孩童对世界的好奇发问。

这首诗的诗人，“四明狂客”贺知章，的确是这样一个如孩童般纯然率性的别样诗人。

我们熟知的骚人墨客，大多是仕途失意，飘零辗转，只好寄情山水，言志诗文。

譬如李贺，年十九便举进士，谁料小人举报他父亲的姓名犯讳，纵然有韩愈为李贺申辩，最终李贺还是被取消了进士资格，从此以后更是前程悲戚。徒留“少年心事当拏云，谁念幽寒坐呜呃”的慨叹，年仅二十七便遗恨逝世。

譬如唐寅，他称自己“但愿老死花酒间，不愿鞠躬车马前。车尘马足贵者趣，酒盏花枝贫者缘”。看似潇洒超然，其实他自卷入科场舞弊案后，亲人离散，飘零孤苦，晚年倾尽资财买下“桃花庵”，还需受朋友接济过活。

诗狂贺知章，和这些诗文中意气昂昂，生活中飘零困苦的诗人不同，他生于初唐，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，位尊三品之列，一生潇洒快意，好酒好诗，交游广泛，是唐代诗人中当之无愧的“人生赢家”。

史料记载，贺知章于武后证圣元年乙末三十七岁中进士，从此以后开始了自己的宦海生涯。他三十七岁才中进士，这其中虽然有政局动荡，科举不开的缘故，但比起种种“少年神童”，让人总免不了年近不惑却才启航扬帆的遗憾。一般人看来，三十七岁的年纪，绝不是意气少年了，至少距离“三十而立”已经过去七年，还能散发多少光和热，建立什么事功?

然而，贺知章就是那么不一般，他从不为自己的年龄困扰，每日沉浸诗文美酒，志趣疏狂。

有一次贺知章路过袁氏别业，偶然间看到其间生机盎然的山林和澄澈清亮的山泉，便欣然前往赏坐，待到袁氏别业的主人问起来，他还劝主人不要愁没有酒钱招待，自己在囊中已备好买酒钱。“莫谩愁沽酒，囊中自有钱”，贺知章这样的洒脱无拘，令别业主人也忍俊不禁。

事实上，正是这样不困扰年纪空涨而功业未建的心态，让他活到了八十六岁高龄，这在现代也是一个安享夕阳的美好年岁，遑论比起古人。

性情的潇洒不羁，也为贺知章带来了广泛深厚的人际交游。

他和李白迅速地成为忘年交，读毕李白的《蜀道难》，也不自恃身份，称赞李白为“谪仙”，与李白饮酒，两人却都未带酒钱，贺知章便解下“金龟”换酒。

贺知章致仕回乡，李白写道“镜湖流水漾清波，狂客归舟逸兴多。山阴道士如相见，应写黄庭换白鹅”以此感念赠别。待到贺知章辞世，李白仍作诗回忆当年长安酒家与贺知章的相遇，“四明有狂客，风流贺季真。长安一相见，呼我谪仙人。昔好杯中物，翻为松下尘。金龟换酒处，却忆泪沾巾”，贺知章的人格魅力令友人们无尽怀想。

不仅如此，贺知章也和许多名士“成团出道”，他和张若虚、张旭、包融并称“吴中四士”；与李白、李适之等称“饮中八仙”；又与陈子昂、卢藏用、宋之问、王适、毕构、李白、孟浩然、王维、司马承祯等称为“仙宗十友”。

据记载，他交游密切的文人雅士、方外道人有五十四人之多，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布衣平民，都欢畅于与贺知章的交游，可见，贺知章的“诗狂”之狂，是不羁尘俗，不拘小节的平易近人，清谈风流。

贺知章令人艳羡的并不只是他性情疏狂不羁、身边密友相伴，他在仕途上五十多年的顺遂畅通、屹立不倒才是他作为唐代诗人“人生赢家”的标志。

晚年的贺知章称病请辞，自去做道士，玄宗感念贺知章为家国天下辛劳多年，便许了贺知章的致仕之请。

长乐坡上，微风和煦，幡旗飘摇，贺知章容光焕发，唐玄宗为送别贺知章摆下宴席，太子、宰相、王公贵族尽皆到场，文人雅士也纷至沓来，他们前来为贺知章饯行，场面欢悦无两，“吹笙击鼓，尽是仙乐，闻者无不增叹”。

唐玄宗还特别为贺知章作诗赠别，“遗荣期入道，辞老竟抽簪。岂不惜贤达，其如高尚心。寰中得秘要，方外散幽襟。独有青门饯，群英怅别深。”

此时的贺知章，仕途已然圆满，也为自己三十七岁中状元后的宦海生涯画下了圆满的句点。

时隔多年再返家乡，他不禁写道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贺知章感慨人世沧桑、年华衰退之际，诗中还有孩童的行为，可见他心态之年轻，是地地道道的“乐天派”。

看到这里，想必世人都以为贺知章就是那么的成功顺遂，高智商、高情商成就了他，好的心态及运气助他人生畅快得意。

实际上，他也有自己的为难和无奈。贺知章的辞官致仕，原因并不仅仅是两《唐书》所说的“因病恍惚”和“梦游帝居”。他的辞官，是“隐士”的退避，也是对内心纯粹高洁的坚守。

齐涛在《唐代隐士略论》一文中将唐代隐士分为五类，把贺知章归入“因奸臣弄权， 世道不清而隐居”一类即是明证。

贺知章为官的时代，也就是唐玄宗在位时期，朋党之争，派系斗争不断，尤其是开元后期任宰相的李林甫和张九龄的“吏治”和“文治”之争越发激烈。

李林甫为人嚣张跋扈，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，当时三位宰相上朝，张九龄、裴耀卿二人偻背趋走，而李林甫在中间神色倨傲，毫无谦恭之意，眉目间神色喜不自胜，看见的人私下形容为“一雕挟两兔”。

再加上李林甫不学无术，他对于张九龄因为文采屡屡受到唐玄宗赏识嫉妒不已，故而同为宰相时，他就不断地对张九龄进行攻讦、排挤，直到张九龄被罢相。

张九龄被贬离朝三年后因病去世，这时的李林甫已然权势滔天，这也是玄宗一朝由治到乱的分界点。在李林甫与张九龄的长期斗争中，时任秘书监、与张九龄有着共同人生追求的贺知章也受到波及。

《封氏闻见记》中写道：“张九龄罢相，于朝中谓贺曰：‘九龄多事，意不得与公迁转，以此为恨。’贺素诙谐，应声答曰：‘知章蒙相公庇荫不少。’张曰：‘有何相庇？’贺曰：“自相公在朝堂，无人敢骂知章作獠。罢相以来，尔汝单字，稍稍还动。’九龄大惭。”

贺知章虽然用诙谐的言语作答张九龄，显得轻松无事，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，失去张九龄庇护又无力于腐败吏治的“诗狂”只好去做“隐士”归乡。

我们都以为贺知章的人生就是那么的轻松顺遂，他五十多年官场亨通，是“人生赢家”、“四明狂客”，殊不知，他也是《新唐书·隐逸传》中的隐士，他的人生也有大势之下的无可奈何和隐逸归乡。

“离别家乡岁月多，近来人事半消磨。惟有门前镜湖水，春风不改旧时波。”这首《回乡偶书》其二，或许才是贺知章归乡的内心写照，没有那“荣归故里”的豪情荣耀，有的是客居伤老之余，对人事无常的慨叹，更有着“近来人事半消磨”的沧桑。

回想当年“眼花落井水底眠”的醉酒快意，还有“自称臣是酒中仙”的狂客李白，被贬回乡染病逝世的宰相张九龄，再回首自己的人生际遇，官场沉浮，历历在目，沧桑之感不言而喻。

然而，他到底还是狂客，笔调回转，“惟有门前镜湖水，春风不改旧时波”，隐居的镜湖旁，春风拂面，隐有桃花香。清芳萦绕鼻尖，镜湖微波荡漾，怎能不乐赏风物美景。

归乡日久，历经“消磨”的贺知章在《采莲曲》中写道，“稽山罢雾郁嵯峨，镜水无风也自波。莫言春度芳菲尽，别有中流采芰荷。”诗中描述的是人们对贺知章说，春天已经结束，花草都凋谢完了，你来得可真不巧，而贺知章说还另有人在水流中央采摘菱叶、荷叶，这也是一番景致啊。

贺知章回归稽山镜水后渐渐怡然闲适，官场中的波诡云谲在归乡后得以消解。纵然春日已尽，但夏日芰荷悄然开放，纵使万般“消磨”，心境一如镜湖水波，这或许正是我们应追求的生命底色。